金鹰美术馆美术馆城市视野。图片由南京金鹰美术馆惠允。
文／丁博
2020年11月10日，南京金鹰美术馆的年度展览项目《如同我们，所有莫名的渴望》如期揭幕，也标志着这间坐落于南京新城市地标建筑金鹰世界大厦52层的私立美术馆的完整亮相。此次展览首次使用了美术馆内挑高13米的中央展厅，并呈现了姜杰、林科、毛焰、仇晓飞、尚扬、夏小万等六位艺术家的创作。开幕式上，从全国各地赶来的嘉宾济济一堂，共同庆祝一间新美术馆的诞生；而觥筹交错过后，他们中的许多人，隔天便又会在一小时高铁车程之外的上海再次相遇，参加每年一度的上海艺术周，继续为着艺术的繁荣而忙碌。
一切都是那么热闹而美好，更多的美术馆、更多的展览、更多的机会，艺术终于成为了今天城市生活（以及对它的规划）里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只是这里的“艺术”到底是什么，却变得愈发模糊了起来。金鹰美术馆馆长卞卡在此前撰写的一篇文章里，曾直接了当地指出“艺术是今天艺术产业的他者”这一现象以及资本与消费主义对艺术行业的冲击[1]。而那种说不清楚的感觉，可能也正来自与此。当然，这并不是艺术行业所独有的现象，媒体、高等教育、食品、甚至是创业领域也都正经历着各自的纠结，而背后却似乎都是类似的感受：大家都感觉自己被绑架了，但却不知道牵着绳子的手在往哪里拽。
这也让卞卡本人成了一个有趣的样本：在担任金鹰美术馆馆长之前，他曾任北京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展览部的负责人，经常关注各种“在野”的艺术实践，也会写一些颇有反思的评论。而在身份转换与遭遇他者的过程中，如何平衡可能的价值冲突，则是作为个体的我们在这样变化着的复杂环境中都难免遭遇的问题。
悬而未决的问题
请允许我先粗暴地为本文勾勒一个讨论的背景：艺术世界里的矛盾，大致仍然可被划归为某种资源分配的不公。这里的资源可以是经济利益，也可以是话语权等无形的影响力。而这里的矛头所指向的，其实并不是简单的个体不均，而是导致群体间差异的某种机制，这种不公也就因此表现为某种正义之争。比如，艺术家就有体制内外、美术馆内外的区别，以及社会内外、流行与否等等的区别；而在这些区别之下，最大的矛盾其实就是既得利益者与被忽视甚至被剥夺者之间的不平等。虽然艺术家个体可能会在上述不同的位置间流动，虽然资源本身的关注点也会发生变化，但只要这种分配机制的权力是专制的，那么问题便始终存在。
卞卡曾对美术馆身处的权力与利益机制做过一次颇为直白的总结：“画廊与博览会构成的一级市场，直接操作艺术作品的商业价值，美术馆展览和双年展体系则构建艺术作品的文化价值体系，两者价值互相支撑印证，形成一个完整而自洽的产业和规则。这是一个由商业和文化精英共同构建的权力网络，艺术作品的‘灵晕’不是在作品完成的那一刻生成的，而是在相互牵连的市场和文化的逻辑里层层操作中显现。”[2]他认为，当前的机制总是趋利的，所以不可能通过体制本身来改变现状，只能依靠系统里掌握有限资源的个体的自觉与“善意”，来超越机制与利益的价值判断，局部地改变一些资源的分配方式。
话说回来，这些其实都不是新的问题，权力与资本的话题也早已被谈论过无数次；只是这些问题依然重要，也依然悬而未决。价值本身就是被人为地定义和分配的，关键是谁在掌握定义的权力。当那些根本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主播可以坐拥成百上千万的关注、当粉丝流量正势如破竹地改变着许多行业的运行模式的时候，这些新的可能性以及其中潜在的欺诈性都让人感到坐立不安：原来的权力结构似乎终于要被打破了，只是打破它的却好像是另一只怪兽。
决定未来的权力
艺术行业的价值矛盾曾经被归咎于上述权力网络的不公，而现在则面临着另一场更为普遍的危机：定义价值的主体从专家变成了大众（至少看上去是这样）。美国学者汤姆·尼科尔斯曾经把类似的现象总结为一种反智主义，并指出对专家的放逐以及对毫无根据的观点自然而然的尊重，将导致心灵的混乱与文明的崩塌[3]。就在一个多月前，德云社的相声演员阎鹤祥也在一期引起不小反响的播客节目中，痛批了东北亚饭圈文化对中国曲艺的影响：“过去我们从艺者的观念是，我们有东西，好酒不怕巷子深，我希望你来喜欢我。但现在……你可以跟他完全一样，但是通过我的运营，你就可以比他火上 10 倍甚至 30 倍”，但作品的精神内核却不见了。[4]
回到当代艺术行业自身，我们都曾经幻想艺术可以更被大众所接受；如今大众似乎真的来了，然而不无讽刺的是，艺术从业者们曾经幻想的是自己影响大众，而现在却在被大众影响。卞卡认为，这种趋势最终伤害的将是艺术家及其创作。艺术家过去是一种作坊式的个体生产者，依赖上述那套精英主义的体系来构建自己的创作与精神堡垒；但当艺术需求的结构发生变化、上述体系不足以提供支撑的时候，“艺术家将被迫重返社会，变成社会生产系统的一分子，在社会机制中生产一般等价物”，并可能因此失掉他们作为先锋批评者的身份。
而我们不妨进一步提问，上述“大众的选择”真的就是民主理念意义上的“民意”么？这让我想到了学者赵汀阳对民主（Democracy）演变为Publicracy（指公共系统和公共意见的统治）的讨论。在“民主如何反映公众意见”这个问题上，哈贝马斯等学者都强调了公共领域中的对话与商谈，并认为这是一种可以通过理性沟通来形成合理意见的机制。但赵汀阳认为，“公共领域的运作必定会受到社会各种权力因素的支配，不太可能成为一个理想化的纯理性的场域，多半会被大资本、新技术、新媒体（互联网等）所支配”。而当它们“利用大数据之类的条件提供了最方便的服务的时候，人虽有自由之名却有被支配之实。这种支配不是依靠暴力的传统专制，而是迎合众人需求的服务，以服务项目去支配人们的心灵取向。”[5]
这为我们当下所讨论的所谓“趋势”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警示：我们所面对的并不是某种不可违逆的民意，而是被操纵并“制度化”了的心灵。所以，类似“网红展”这样的潮流单品并不一定真的是民意所向，它们只是被这样的制度选中、而“被服务的”人们又“难以甚至懒得建立理性的自觉意识”而已。在这样的角逐之中，美术馆并不应该置身事外。至少，它应该明白自己在生产意义这件事情上的可能性，并有意识地寻找自己新的位置。
转身或回眸之间
今天，一个有自觉反思意识的个体，可能注定是纠结的。因为对他/她来说，面对这样的一个现场，似乎参加就等于合谋，而不参加则等于放弃；不管是转身还是回眸，身体总是要别扭一下。
作为新馆长的卞卡也同样需要处理这些矛盾。他很清楚自己所谈的问题，始终要落回到实践的层面。考虑到互联网与大众消费模式的影响，他担心美术馆未来可能会像万达广场一样，在任何地方都提供着无差别的内容。而过去的美术馆机制，虽然有种种问题，也常常成为批判或希望颠覆的对象，却始终是在为艺术家提供生存的土壤。所以，面对“流量至上”的时代，他说自己要坚守或者说回归严肃的艺术工作，并以艺术家为中心，营造更好创作的生态。可需要注意的是，指出反智主义的问题并不意味着曾经问题重重的精英主义突然就变得没问题了；同理，在守护精神堡垒的同时，其基础设施上的种种不公也不会自动得到解决：如何判定艺术的价值、如何选择作为中心的艺术家等等问题仍然亟需回应。
一间新的美术馆的出现，似乎预示着将有更多的空间与资源来滋养更加丰富的创作，但在新老问题的双重夹击下，往往又很难真的超脱固有的套路。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可以批评，但没有立场责怪。谁也不知道事情会变得更好还是更差，但我们知道一切都在变：更高的预算、更大的项目、更广的合作。也许，我们确实需要回归主体间的现实，在这些变化中找到建立真正自主性与价值关系的方法。即使仍然可能会失败。
注释：
1.卞卡，《南北漂》，原载于《画刊》
2.卞卡，《从企鹅走进美术馆谈起》，原载于《画刊》。
3.[美] 汤姆·尼科尔斯，《专家之死》，中信出版社，2019年。
4.《德云社阎鹤祥：现在相声行业完全是虚假的繁荣》，故事FM播客第420期。
5.赵汀阳，《没有答案：多种可能世界》，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20年。
本文原载《财富堂》2020年12月刊